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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最全名词解释(二)
时间: 2019-08-05 来源:未知 作者: admin

  古代一次著名的战事,发生于夏代末年。当时夏桀无道,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四方的诸侯也纷纷背叛而去。于是,商汤决定兴兵伐夏。《尚书.序》载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这是商汤向士兵们发表的征伐夏桀的誓师辞。汤历数了夏桀的罪恶,说明伐桀是执行天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汤要求军士们努力执行天的命令。他亲自率师西征,夏、商二军在鸣条(今山西省安邑县)之野发生一场战斗,夏桀战败而出逃,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夏王朝灭亡。商汤建立了中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

  少康为夏王朝第六世国王。夏后相之妻后缗所生。后缗母家为有仍氏,当寒浞攻杀夏后相的时候,相妻怀孕,从墙洞中逃归母家,生少康,所以少康一直生活在有仍氏。长大后当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浇派人去追杀少康时,少康逃到了有虞氏,当了有虞氏庖正(厨官)。舜的后人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又给了少康土田和众人,少康才站住了脚,并开展恢复夏朝统治的各种活动。

  在寒浞代后羿、政局混乱之时,夏的贵族靡逃到与夏同姓的有鬲氏。靡收抚了斟灌氏、斟氏的逃散人众,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在靡的密切配合下,少康终于攻灭了寒浞,杀浇于过,杀于戈,重建了夏朝。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

  启的晚年,生活日益腐化。他喜欢饮酒、打猎、歌舞,而疏于朝政。启死,其子太康继位,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看到夏王朝内部矛盾重重,藉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之时,乘机掌握了夏的政权。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位,仲康微弱,当了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羿把相赶走,自己当了国王,这就是史书上称作「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故事。

  在夏文化探索中主张二里头一、二期遗存为夏文化遗存的学者中,因为这两期遗存所跨的年代与夏代积年相差太多,因而主张从更早的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这里所说的河南龙山文化是指分布在洛阳平原与水下游登封、禹县一带的龙山文化。有人称之为河南龙山文化豫西类型,也有人称作煤山类型或王湾类型。考古学家对登封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遗存所作的文化分期,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它的晚期遗存应在夏代纪年之内。因此,把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列为夏文化探索的对象之一,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有学者持异议。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叫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由于两地遗存的文化面貌有一些差异,后者被称为东下冯类型。

  二里头文化包含四期文化遗存,它们的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要早。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遗存的特点是:炊器有实足的鼎和平底的罐;许多器类均以平底为主;装饰纹样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第三、四期中的炊器,出现了袋足的鬲等,器类以圜底器为主。这些因素与二里岗期商文化相一致。结合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大型宫殿遗址,铸铜、制骨、烧陶作坊址,说明第三期时这里是个都邑。目前,学者们对二里头文化的看法尚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第三、四期中出现了与二里岗商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因素,所以它应是商代都邑,很可能是汤都西亳。狭义的二里头文化应专指二里头第一、二期遗存。部分学者则认为郑州商城是亳都,二里头遗址应是夏都斟浔,所以它的四期遗存均为夏代遗物。围绕二里头文化的性质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

  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商代文化遗存叫二里岗文化,又称二里岗期商文化,以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或地点的商文化相区别。

  早在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已将二里岗商文化区分为上、下两层文化遗存,以后每层又分为早晚两段,它们的年代比安阳殷墟的晚商文化要早,比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商文化要晚。这种文化基本上代表了郑州发现的商代城址的年代。因二里头文化含有夏遗存的因素,故可与二里岗文化展开比较研究。

  郑州商城平面为长方形,四周城垣总长为6960米,城墙基址最宽处达32米,大部分埋于地下,地表保存最好的有三米多高。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区;城外主要为手工作坊,已知有铸铜、烧陶、制骨等作坊址。这里发现的窖藏坑中多次出土大型青铜器,其中大方鼎高达一米,应是王室所用的重器。因此,郑州商城是商代的一个都邑。有人考证为商中期之都,有人认为是商汤所都之亳。

  夏文化的探索,是从早于商代的非商文化中去寻找。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是主要研究对象。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四期遗存,不少学者指出:第三或第四期遗存中有商文化因素出现,已进入商代纪年,应属商文化范畴。大家对第一、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的认识比较一致。但它们的年代跨度与夏代积年有差距,为此不少学者认为应从更早的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早期的夏文化,因为龙山文化的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之内。由于缺乏文字等确切的材料作证据,所以目前对夏文化的看法都属推论,也难以统一。这一课题的探索与研究,今后将继续进行下去。

  古代部落名,其首领为羿。羿为东夷族人,故又称夷羿。羿以善射闻名。夏王太康沉湎于酒色、游猎之中,疏于政务,国内的矛盾加剧。羿利用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的机会,夺取了政权,拒绝太康回国。但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经常外出打猎,致使政权旁落。寒浞当权,收买羿的家人,杀羿于桃梧,继承了羿的妻室与家业,立为帝,袭有穷之号。寒浞即位后,进而追杀仲康之子夏后相,相妻逃回母家部落,生了少康。少康长成后,联合部落消灭了寒浞的势力,有穷氏从此在历史上消失

  古部落名,姒姓,居于今陕西户县附近。启即帝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绝出席钧台之会。所以《史记.夏本纪》有「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的记载。战争的结果是有扈氏被打败,夏后启灭掉了有扈氏,它的族众被沦为牧奴。

  天下为私 天下为私是与天下为公相对而说的。《礼记•礼运篇》有一段记载,概述了夏禹前后发生的变化,说禹之前的社会情况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讲到禹之后的社会情况时则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说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了,天下的财产成了一家的私产。天子之位传子而不传贤,并由子孙来承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人们建造城市来保护财产,制定礼教与法规以维护社会秩序。土地成了私有财产,还蓄养谋臣武士作爪牙,为谋私利,争夺与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一段文字,相当形象地反映了因私有制的出现而给当时的社会制度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并导致新制度的建立及人与人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这段记载把两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归咎于启夺取王位这一件事,不免有些简单化(因为这个变化是经历了很长一个历史过程的)。但它能形象地、集中概括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并且揭示了夏启即位开创的家天下制度和天下为私是这个变化的根源,这是很深刻的。

  谓父亲死后,由其子继承其一切特权。这是古代实行世袭制的核心,多指帝王之王位及领地等的继承权。在有几个儿子的情况下,多由嫡长子直接承袭。子弟用分封领地的办法,给予土地和臣民。

  世代承袭的王朝。自从夏禹之子破坏禅让制,实行传子制度之后,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所以这些王朝,都是世袭王朝。各个朝代的世袭制均以父死子继为其特点,一般都是传于嫡长子,在特定情况下,辅以兄终弟及的办法。但都严格限定在同一血统范围内选定继承人。

  谓帝王把国家当作一家的私产,世代相传。《礼记.礼运篇》讲禹以前的社会是大同社会。在那时,一切财产都是公共所有(天下为公),首领依其才能选举产生(选贤与能)。讲到禹以后的社会时,指出国家财产成了一家私产(天下为家),私有制已成合法,父死子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大人世及以为礼)。所以,家天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到了西周时期,进一步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君王一家的私产。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音b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就不得不搬家。

  从商汤开始传了二十个王,王位传到盘庚手里。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再一次迁都。

  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发生无谓的惊慌。你们想要改变我的主意,这是办不到的。”

  由于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挫败了反对势力,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从那时候起,经过三千多年的漫长日子,商朝的国都早就变为废墟了。到了近代,人们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古代的遗物,证明那里曾经是商朝国都的遗址,就叫它是“殷墟”。

  正当商纣王派大军远征东夷之时,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国,经孟津渡过黄河直抵商郊牧野。商纣王对来自西方的进攻并无准备。他仓促调遣军队,在牧野应战。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商纣王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商朝全军覆没,致使纣王,商王朝灭亡。

  帝辛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又如同书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商纣对东夷的战争,使商王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商纣王才仓促调遣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王朝的灭亡。

  据《书•君》云:「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可知巫贤是商王祖乙时期担任上帝与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大巫。商王朝时,担任上帝与下帝(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除了巫,还有卜、史、祝。这些人势力很大。国家政事大小,都要徵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使统治者同意了,事情还是不好办。这是因为他们要卜问的至上神──天的权力太大,它可以支配人世间的一切。

  巫是担任上帝与下帝之间媒介任务的人。据《书.君》云:「在大戊,时若伊、臣扈、巫咸刈王家」。王引之据《白虎通.姓名篇》谓:「《今文尚书》巫咸当作巫戊」。卜辞中无巫咸,有咸戊。如「贞:出于咸戊」(《殷墟书契前编》1。43。5)。据此,可知巫咸即咸戊。他是商王大戊时,从事沟通上帝与商王之间关系的大巫。

  姓费名中,亦作仲,商纣王的嬖臣。《史记.殷本纪》记载:「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在《史记•周本纪》中记有西方崇国的君侯曾向殷纣王告发「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商纣王得知,「乃囚西伯于里」。西伯昌之臣闳夭买通了费中,给商纣王献上了「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商纣王非常高兴,说「此一物(按:指有莘氏美女)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释放了西伯,并「赐以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几年后,西伯伐灭了崇国,并「作丰邑」,把都城从岐迁到了丰。

  季历之子,姓姬,名昌。昌之生母为挚任氏之中女太任,有贤名。《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死后谥为文王。文王能「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父)、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西伯能遵从先人之法,继承祖先的业绩,礼贤下士,日益强盛。殷纣王恐其不利于己,将其囚于里。闳夭以有莘氏美女及奇物宝马献给殷纣,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以后西伯昌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崇侯虎等国,并自岐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为讨伐商纣作积极准备。他死后,太子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完成了文王讨伐商纣的遗愿。

  有苏氏美女,姓己,字妲。商纣王之宠妃。《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他「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后代,人们常将之君的过失与女色联系起来,因此,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就成了诅咒的对象。

  纣之亲戚。《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比干「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比干忠谏被杀之事,为后代忠义之士所称道。

  箕子为箕国国君,纣之亲戚。纣的生活骄奢淫逸,箕子进谏,纣不听。有人劝他出走,他说作为人臣,因进谏不听而出走,是播扬君王之恶而自悦于民,这种事情我不能做,于是箕子披发佯狂而为奴。周武王克殷后,曾访问箕子,徵询治国之道,并将他封于朝鲜。箕子从朝鲜至周都朝拜时,路过殷墟,看到宫室毁坏,长满禾黍,伤感万分,乃作麦秀之诗。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名启,帝乙之长子,因母贱,不得嗣,封于微。作为帝辛的庶兄,微子看到帝辛沉湎于酒色,不理,官吏相效犯法,官官相护,犯法的人又常常捉不到,,引起民众的反抗,数次向帝辛进谏。帝辛执意不听,于是微子启与太师、少师商议后,决定离纣而去。周武王克殷后,微子持祭器,肉袒面缚,膝行于武王前,武王释微子,复其位。武王死后,武庚与管蔡作乱,周公承成王之命诛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封于宋。

  帝乙之子,一称纣,是殷商王朝最后一个帝王。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帝辛勇力过人,反应敏捷,有文武才能。曾多次征伐东夷,获得大量奴隶与财富。但他生活奢侈腐化,加剧了社会矛盾。据文献记载,他即位后,作琼室,立玉门。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他横徵暴敛,行为暴虐,不听谏阻,一意孤行,致使微子去之,箕子以为奴,比干谏而死。他自以为上天会保佑他,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以为自己不会灭亡。但是,对于商王纣,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周武王在经过长期准备之后,看到殷纣王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于是发兵东进。牧野之战,纣王的军队前徒倒戈,他走投无路,跑到鹿台,而死。

  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5号墓中,随葬的铜器上大多有妇好铭文,故知该墓的墓主人为妇好。她的庙号称辛,即乙辛周祭卜辞中所称的妣辛。墓中出土的司母辛大方鼎,是她死后子嗣(祖庚、祖甲)为她作的祭器。从甲骨文中知道,她曾主持过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并多次率兵征伐土方、羌方、方、人方、巴方等国。在一次征伐羌方的战争中,她统领了一万三千人的庞大队伍,是迄今所见商代对外征伐中用兵最多的一次。她死于武丁晚年。

  武丁贤相。他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后,加以重用。《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后来「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傅说居相位,全力辅佐武丁,使商王朝的国力大为增强,出现了稳定发展的繁荣局面。

  武丁之贤相。商王小乙时,甘盘即为大臣。小乙将崩,甘盘受遗辅政。武丁即位之初,得到甘盘的大力辅助,故《书.君》记载:「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孔安国传:「高宗(武丁)即位,甘盘佐之,后有傅说」。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武丁即位后,「居殷,命卿士甘盘」。这些记载均说明甘盘为武丁初期的一位名相,武丁即位后不几年他便故去了。

  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年少时,其父小乙让他到民间生活,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他继位后,得到甘盘和傅说两位贤臣的辅佐。甘盘早逝。武丁得傅说后,据《史记.殷本史》载:「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又记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他还不断向外扩充领土,四出征伐,如伐羌方、土方、方和人方等等外方邦,使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他文治武功均盛,出现了商代历史上最繁盛的局面。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

  成汤的十世孙。他是商王中最后一个迁都的国君。据《世本》载:盘庚复居亳,则应是自亳迁殷。而《竹书纪年》说是「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关于这次迁都,一般认为是内部斗争的结果。《尚书.盘庚篇》中记录了他把臣下召集到王庭,一面劝告,一面威胁,说:「视民利用迁(为民众的利益而迁)」。又说:「非汝有咎,比于罚(不是因为你们有过错而处罚你们)」。同时,盘庚又威胁他的臣下说,如果有不听从命令的人,「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把你们斩尽杀绝,不使孽种留在新邑)」。由此可见盘庚迁殷之举,阻力重重,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自仲丁起数九世正是盘庚。这次迁都使商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盘庚也被称为中兴之王。

  一称大甲,商汤之孙,外丙、中壬之侄,商代第四位君王。太甲即位后,不遵汤法,暴虐乱德。伊尹将他放之于桐宫,自己摄政当国。太甲在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又将他迎回亳都,还政于他。重新当政的太甲能修德,诸侯都归顺商王,百姓得以安宁。

  商汤之贤相,与伊尹一起辅佐商王。《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薛,在今山东省滕县南四十里。《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左传》襄公三十年,子皮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可见仲虺在上有一定主张。

  名挚,又名阿衡,商汤之贤相。他具备运筹策划的才能,在灭夏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是商朝初年的元老,自汤至太甲时一直是商王的辅佐大臣,在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记.殷本纪》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这就是著名的伊尹放太甲的故事。甲骨文中有祀伊尹的卜辞,可知他在商代的地位是很高的。

  一称大乙、天乙、唐。商王朝的第一代君王。子姓。商原为夏的属国之一。夏代末年,夏王室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成汤则在国内布德施惠,轻赋薄敛,使百姓亲附,政令通行。商汤势力日增,引起夏桀的注意,一度将汤囚于夏台。汤返回国内后,仍积极地作伐夏的准备。他在景亳这个地方召集诸候开会,申明他执行「天」的命令,必须征伐夏王朝。以后他乘机发兵伐夏,申明伐夏是受天之命。鸣条一战,夏师败绩,夏桀奔南巢而死,成汤则成为商代的第一位君王。他即位以后,「以宽治民」,国力强盛。《诗.商颂.殷武》记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很好地反映了商汤时期的盛况。

  殷人用(彤)、羽(翌)、(协)、祭、五种祀典,对上古以来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的制度。这种祭祀,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持续不断地举行,并在甲骨卜辞中记录下来。文丁、帝乙、帝辛时期的黄组卜辞中记录用五祀典对祖先轮番祭祀一周,需要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即两个祭祀周期与两个太阳年的时间相当。

  由于商王死后都用天干作庙号,而祭祀也以天干的顺序,按照六十甲子的日辰致祭,所以祭某王就在该王庙号所属天干的日子里。即祭太甲就在甲日,祭武丁就在丁日,依此类推。所以,商代的周祭制度是很有规律的。

  西周末年,周幽王无道,于后宫得褒姒以后,生子伯服。不久,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于是宜臼逃奔母舅申侯,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所杀。随后,太子宜臼被申、鲁、许等诸侯国拥立于申,而宜臼为避犬戎之难,迁都洛邑,是为周平王,史称东周。

  当幽王即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又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繁,周朝统治内外交困。

  这时,幽王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结果,宜臼逃奔申国,激怒了申侯。于是申侯联合缯侯和犬戎进攻幽王,幽王和伯服均被犬戎所杀。这样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是为周平王,以奉周祀。

  褒姒是幽王的宠妃,有谓她是龙沫流于王庭而变玄鼋使女童怀孕所生女,弃于路被一对夫妇收养于褒。幽王伐褒,褒人送褒姒于幽王,得到幽王宠爱。为博褒姒笑,幽王数举骊山烽火。又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及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引起申侯联合缯侯和犬戎反叛,幽王被犬戎杀死,褒姒被掠走。

  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儿子,名宫涅,是个昏庸的国君。即位后,自然灾害严重,泾、渭、洛「三川皆震」。他贪婪,重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进行专利。又废嫡立庶,废除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并加害太子宜臼,致使申侯、缯侯和犬戎各部攻周。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失信于诸侯。结果,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

  周宣王,名静,一作靖,为周厉王之子。共和十四年即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宣王即位,由周定公、召穆公辅之。他内修政事,外广征伐,努力法效文、武、成、康之遗风,从而使得诸侯恢复宗周。宣王即位后,不籍千亩。千亩即国中「公田」,按照周礼规定,每年春季,国王要率领诸侯百官在公田上隆重举行籍田礼。宣王不遵旧制,虢文公谏曰:「不可。」结果,宣王弗听。至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又料民于太原。仲山甫又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料民即开始按户口徵收赋税,同时也为了补充兵源。从宣王不籍千亩到料民于太原,前后这两件事,反映了宣王面临西周国势日趋衰弱的情况下,本想振作精神,图治一番,但周室已到了百孔千疮的地步,即使注射了强心剂,恐怕也将无济于事了。

  毕公是周文王第十五子,名高。武王灭商以后,封他于毕地(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一说在今西安市西南),故称毕公。成王临终时,托他与召公辅助康王继位;康王又命他治理东郊。

  太保召公,名 。武王时,封地在召(在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武王灭商以后,又封他于燕地。成王时,为三公之一的太保,与周公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语)。

  当成王将崩之时,担心太子钊不胜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康王即位之初,在召公、毕公辅佐之下,遍告诸侯,申之以文、武之业,继续推行成王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统治,同时,先后平定东夷大反,北征略地,并且西伐鬼方。《小盂鼎》铭文所记对鬼方征讨,斩获众多,仅俘人即数以万计,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旧史家夸称当时「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当武王在克商后二年去世之时,他被立为成王。由于成王年幼,天下初定,叔父周公唯恐诸侯叛周,于是乃亲自摄政。《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之时,周公、召公是朝中最重要的大臣,自陕(今河南陕县)以西诸侯由召公管理;自陕以东诸侯由周公管理。成王秉承武王之志,为西周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初年的大家、大思想家。姓姬,名旦,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食采邑于周(今陕西宝鸡东北),故称之谓周公。

  在周文王死后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四年,与太公望、召公佐武王败纣灭殷。克商后二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于是,周公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多见于《尚书》中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以及〈立政〉等篇。

  文王之子,名姬发,是周朝第一代王。文王继位后,将周都从丰迁至镐。第二年,观兵于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至,要求伐纣。二年后,武王起兵,联合诸侯大军与西方及西南方庸、蜀等方队,于牧野大败商朝军队,克商而取代之。之后在商王畿设三监治理,并继续派兵征讨商朝各地残余势力。同时,分封了一批同姓宗室或异姓功臣,如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召公封于燕等,以屏藩周。还褒封了一些古先圣王之后,如焦、祝、蓟、陈、杞等。克商二年后,武王病重死。

  吕尚,本姓姜,其先封于吕,故称之吕尚,又称之姜子牙。八十岁时,钓于渭水之滨,文王出猎遇之,非常高兴地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所以,又号太公望,与之归,拜为师,武王尊之为师尚父。灭纣,其居功最多,被封于齐,为东方诸侯之长,世传其著兵法《六韬》六卷。

  季历之子,姓姬,名昌。昌之生母为挚任氏之中女太任,有贤名。《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死后谥为文王。文王能「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父)、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西伯能遵从先人之法,继承祖先的业绩,礼贤下士,日益强盛。殷纣王恐其不利于己,将其囚于里。闳夭以有莘氏美女及奇物宝马献给殷纣,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以后西伯昌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邗、崇侯虎等国,并自岐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为讨伐商纣作积极准备。他死后,太子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完成了文王讨伐商纣的遗愿。

  帝乙之子,一称纣,是殷商王朝最后一个帝王。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帝辛勇力过人,反应敏捷,有文武才能。曾多次征伐东夷,获得大量奴隶与财富。但他生活奢侈腐化,加剧了社会矛盾。据文献记载,他即位后,作琼室,立玉门。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他横徵暴敛,行为暴虐,不听谏阻,一意孤行,致使微子去之,箕子以为奴,比干谏而死。他自以为上天会保佑他,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以为自己不会灭亡。但是,对于商王纣,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周武王在经过长期准备之后,看到殷纣王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于是发兵东进。牧野之战,纣王的军队前徒倒戈,他走投无路,跑到鹿台,而死。

  古代周族的始祖。传说有邰氏之女姜踏巨人脚迹,怀孕而生,因一度被弃,故又名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当农官,教民耕种,被认为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

  宣王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宣王四年(前824年),秦仲为大夫,攻西戎,被杀。宣王又命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伐戎,得胜。五年,宣王还曾与尹吉甫一起伐猃狁(即西戎)于鼓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尹吉甫在征猃狁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率师直攻至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猃狁向西北退走。

  对于侵犯江汉地区的淮夷,宣王命召穆公及卿士南仲、大师皇父、大司马程伯休父等率军讨伐,沿淮水东行,使当地大小方国中最强大的徐国服从,向周朝见。十八年,南仲派驹父、高父前往淮夷地域,各方国都迎接王命,并进献贡物。这一时期,宣王还曾命方叔率师征伐荆蛮(即楚国)。

  为了巩固对南土的的统治,宣王将其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宣王二十二年,还继续西周早年分封,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

  厉王,利令智昏,派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忍无可忍,起而,厉王出奔。宗周无主,朝政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掌,一说由共国国君共伯和执政。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这一年即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 年,这是中国史籍记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在高压政策下,「道路以目」。召公虎规谏厉王,但监谤更甚,国人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 年,举行,攻入王宫,厉王仓皇逃奔彘,公元前828 年,厉王死于彘。宗周无主,朝政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武王在克商后二年病逝。当时「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了应付危难,一方面立武王的幼子诵为周成王;另一方面,自己又亲自摄政,结果引起了内部的争争。管叔、蔡叔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启金滕之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是时武庚利用战机,联络庸、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篇说,武庚北奔,管叔,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篇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继武王灭殷之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正当商纣王派大军远征东夷之时,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国,经孟津渡过黄河直抵商郊牧野。商纣王对来自西方的进攻并无准备。他仓促调遣军队,在牧野应战。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商纣王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商朝全军覆没,致使纣王,商王朝灭亡。

  大盂鼎器主为康王时的大臣盂。相传道光初年和小盂鼎同出于陕西岐山礼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此鼎深腹,立耳,柱足,足上有扉棱,沿下饰一周饕餮纹。腹内有铭文19行,共291字,为康王册命盂的记载。其内容可于《尚书•酒诰》相对照。铭文中记载了商王沉湎于酒以致失国的教训及周王赏赐盂土地民人之事,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为周武王时的「有司」利所作。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现藏于临潼县博物馆。此簋是现在所知最早的一件西周铜器。其为深腹,圈足下附有方座,双兽头耳垂珥,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兽面纹、夔纹、蝉纹。腹内有铭文4行,共32字,大意为: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商朝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地的军队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用铜来铸造宝器。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

  西周王朝的广大国有土地,实行井田制的管理方式。《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便是在规整的一块方田之外附有墉垣,并有畎、沟、洫、浍等更周密的灌溉系统。诸侯和百官从周王那儿直接得到的土地及依附于土地的生产者,只能世袭,无权买卖,故井田制有两层用意,既是诸侯和百官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也是课验勤惰直接耕种者的计算单位。西周后期出现了土地转让或买卖,井田制瓦解。

  根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五种,即墨(脸上刺字涂青,罚为奴隶的标记);劓(割鼻子);(断足,即刖刑);宫(男子割势,即阉割生殖器和女子幽闭);大辟(斩首)。这五种刑罚的律条,墨刑和劓刑各一千条,刖刑五百条,宫刑二百条,大辟二百条,共有三千条。其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周礼相传由周公制定,其实是周公对夏商以来的礼乐进行增删、修改。周礼是等级社会的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制度的总称。包括种种规则、典礼仪式和表示身分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的规定等等。所谓周礼,是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

  策命礼一称册命礼,是周王任命、训诫、和赏赐的册命书,由主管的作册,内史、尹氏当庭宣读,受命者在左必有傧相在其右,导引受命者入门于中庭,面向北,受命后,要稽首以答扬天子休,归而铸之彝器。现保留在《尚书•周书》和西周铜器上的策命文辞,就是当年策命礼的史料。

  西周政权是以宗法制为基础,族权和政权合一,各级贵族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敬宗观念。被分封的贵族各有等级阶梯,他们一方面通过「分亲」关系,与所属的贵族确立比较固定的隶属关系;同时又要依据他们的亲属关系,以确定最基层的劳动组织。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他们被分封到全国各重要的战略要地。由嫡长子继承的王位可以确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内又为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目的在于解决权位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周灭商以后,变商代的百僚、亚尹、宗工内服制及侯、甸、男、卫邦伯外服制为侯、甸、男、采、卫五服制,把原来属于商朝外服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周王室所有,以周王室的名义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室子弟、功臣和臣服的部族首领,所以说周代诸侯领有的土地和人民是由周王室赐予的,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点不同于商代。

  「畿」,是指王都周围的地方。西周宗周的王畿以镐京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各四百里;东周王畿以洛邑为中心,西与宗周王畿相接,北不过淇县,东在商丘以东,南界在江汉地区。王畿以内有封国、采邑,有畿内采邑的多为王朝的公卿大夫,他们也称诸侯。畿内封国、采邑对维护周王的统治、保障王室的财政收入极为重要。而王畿以外的诸侯,少数为王的亲戚和功臣,多数为殷商旧国或先王先臣之后。畿外诸侯国是王朝管辖区域内的行政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拱卫王室,防止外敌入侵。畿内畿外诸侯都要服事于周王,史称「畿服」。

  九鼎是古代象徵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史记》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相传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灭商后,又把它迁到了洛邑;东周时,秦、楚觊觎周王权,曾先后兴师到周都询问九鼎大小。

  「土田附庸」一句,出自《诗•鲁颂•宫》篇,其云:「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土田附庸」是指附属在土地上作为仆庸的耕作者。分封制度下,封君拥有三批属民,一是担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遗民,一是附属在封地上的原居民。「土田附庸」即指其中的第三批。

  西周在宗周镐京有六师,主要戍守西土,兵员来自周人,故称「西六师」。后来周公在平叛过程中,认为有必要扩建国家直属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武装力量进行收编,又建立了一支八师的军事编制,兵员由周人、殷人组成,八师的戍守区在殷地,故称「殷八师」。后又因其长期驻守成周,故又称「成周八师」。

  周武王灭商之后,以商旧都封纣王子武庚,并以殷都以东为卫,由武王弟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庸,由武王弟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由武王弟霍叔监之,管叔、蔡叔、霍叔总称三监。一说武王以邶封武庚,以庸封管叔,以卫封蔡叔,以监殷民,称为三监。

  大梁(今河南开封)人,魏地名士。陈胜起义,陈余与至交张耳同往谒陈胜,建议以奇兵略赵地。陈胜同意,派武臣为将军,以陈、张为校尉,率兵三千前往略地。武臣听从蒯彻计谋,不战而得三十余城。至邯郸,与张耳拥立武臣为赵王,自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武臣后为其部下李良所杀,陈余击败李良,李良投奔秦将章邯。章邯攻破邯郸,张耳与新立之赵王歇走入钜鹿城被秦军围困;陈余收常山兵数万人屯兵钜鹿北。钜鹿城内食尽兵少,张耳好几次派使者请陈余进兵,陈余自忖兵少,不敢进。后项羽救赵败秦,钜鹿解围,而陈、张两人也因此交恶,陈余之兵为张耳所收,仅与部下数百人出走。项羽入关,自称西楚霸王,大封诸侯,以陈余未随自己入关,仅封他南皮三县,而以张耳为常山王。陈余遂联合齐王田荣败张耳,张耳投汉。汉高帝三年(前204年),遣韩信、张耳伐赵,斩陈余于水上。

  周勃(?─前169)泗水沛(今属江苏)人,随从刘邦起义,在反秦战争及楚汉相争中均立有战功,汉朝建立后被封为绛侯,官任太尉。刘邦死前预言:「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吕后于公元前180年病死,掌握朝政的吕家兄弟欲作乱,周勃与陈平设计夺下上将军吕禄的兵权,杀死吕产,「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接着又迎立文帝刘恒即位。

  陈平(?─前178),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少好黄老之术。秦末反秦起义中,先事魏王、项羽,最后跟随刘邦。他曾为刘邦屡出奇计,功勋卓著。汉惠帝时,任丞相。吕后称制,他伪装纵情酒色,不理政事。吕后死,他与周勃一起诛杀吕氏诸王,迎立文帝即位,对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贡献极大。

  曹参(?─前190),西汉家。泗水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曾任沛县狱吏,后随刘邦起义。楚汉战争时,与韩信平定齐、魏,屡建战功。西汉建立后,任齐丞相,被封为平阳侯。任齐相期间,行黄老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号称贤相。萧何死后,继任相国,一尊萧何当年一切规定,举事无所变更,史称「萧规曹随」。

  英布(?─前195),又名黥布。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秦时因犯法被黥面,故称黥布。黥布被罚为囚徒在始皇陵工地做苦役,后带人逃跑,在长江一带聚结。秦末,英布带人参加项梁的队伍,被封为当阳君。他曾跟随项羽参加钜鹿之战,以少胜多,功冠诸侯。后被项羽封为九江王,都六县。楚汉战争爆发,他托病不助项羽,被项羽怨恨,因此离项归刘。前203年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次年参加垓下之战。西汉建立后,他见韩信、彭越先后被杀,心怀恐惧,深加戒备。后有人告发英布欲反,英布知道后,便起兵反汉,进攻荆王刘贾,兼并荆军后,又攻打楚王刘交,获胜后继续引兵西进。次年十月与刘邦的东征军在蕲(今安徽宿县南)西对阵,被刘邦打败,后被长沙王吴芮派人诱杀。

  彭越(?─前196),字仲,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人。秦末聚兵反秦,率领一支武装力量。项羽分封诸王,彭越曾任齐王田荣的将军。楚汉战争中,彭越率三万多人归顺刘邦。前204年,屡断楚军粮道,配合刘邦军在成皋地区的作战。接着,又在下邳进攻楚军,威胁彭城,迫使项羽回军东援,为刘邦向东扩张创造了良机。前203年,彭越率兵参加垓下会战。次年被封为梁王,辖魏国故地,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汉高祖十一年,刘邦讨伐陈,征梁国兵,彭越称病不随刘邦前往。后有人告发彭越想,被废为庶人,不久又被斩杀于洛阳。

  韩信(?─前196),淮阴(今江苏淮阴南)人。早年家贫,靠吃闲饭甚至乞讨度日,曾钻过别人的裤裆,受胯下之辱。秦末,先后在项梁、项羽军中效力,任项羽郎中,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后离项羽到关中转投刘邦,由于萧何力荐,任大将军。他率军出陈仓故道,突袭关中。楚汉战争中,他在夏阳指挥军队乘木罂缶渡河,生擒魏王豹。在井陉口,指挥军队背水一战,大败赵军。在攻打齐国时,借助河水,分割楚齐联军,并水淹龙且军,活捉齐王田广。楚汉垓下之战,韩信以计谋引各路汉军会师垓下,设下十面埋伏,击败项羽,逼使他自刎。韩信深谙兵法,战功卓著,被刘邦称为人杰。刘邦既用他,但又对他心存疑忌,把他由齐王改封为楚王,之后又贬他为淮阴侯。汉高祖十一年,有人告发韩信欲谋反,吕后和萧何便将他诱入宫中,将其斩于长乐宫钟室。

  萧何(?─前193),泗水沛(今江苏沛县)人。曾任沛县主吏掾、泗水郡卒吏等职,持法不枉害人。秦末随刘邦起兵反秦,刘邦进入咸阳,萧何把相府及御史府的法律、户籍、地理图册等收集起来,使刘邦知晓天下山川险要、人口、财力、物力的分布情况。项羽称王后,萧何劝说刘邦接受分封,立足汉中,养百姓,纳贤才,收用巴蜀二郡的赋税,积蓄力量,然后与项羽争天下。为此深得刘邦信任,被任为丞相。他极力向刘邦举荐韩信,认为刘邦要取得天下非用韩信不可。后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的才干证明萧何慧眼识人。楚汉战争中,萧何留守关中,安定百姓,征收赋税,供给军粮,支援了前方的战斗,为刘邦最后战胜项羽提供了物质保证。西汉建立后,刘邦认为萧何功劳第一,封他为侯。后被拜为相国。刘邦去世后,继续辅佐惠帝。萧何病危时,举荐曹参接替自己,保证了汉初政策的连续性。

  张良(?─前189),字子房,韩国贵族之后。秦灭韩后,他图谋复韩,变卖家财,寻求刺客,制一百二十斤重的铁椎,在博浪沙与力士刺杀秦始皇,未遂,逃往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藏匿。据说在此遇黄石老人,得《太公兵法》。秦末参加反秦义军,先在刘邦军中为将,随刘邦先后投项梁,入关中咸阳,又劝刘邦莫贪恋富贵,屯军霸上,鸿门宴上为刘邦解危。刘邦被封为汉王后随其入蜀,并让刘邦烧掉栈道,以使项羽不疑。楚汉战争中,力主刘邦联合彭越、英布等人,劝刘邦满足韩信要求,以使他效力,反对郦食其复立六国的主张,主张追击项羽,莫放虎归山,这一切保证了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胜利,被刘邦誉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人杰。西汉建立后,张良因功被封为留侯。高祖欲废太子,由于张良力谏乃止。高祖死后八年,张良也因长期为病所困而卒。

  刘邦(前256─前195年),字季,泗水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秦时任泗水亭长。秦末起兵响应陈胜起义,自立为沛公,后参加项梁军中,与项羽同时成为反秦主力。前206年率军先攻入咸阳,废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深得民心。项羽称王后,刘邦自知不是项羽对手,遂听从萧何建议,接受汉王封号,暂居巴蜀汉中。不久又出汉中,定三秦,然后又出关东进,与项羽进行了四年之久的楚汉之争,最后战胜项羽,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位期间,承袭秦代制度,实行中央集权。为巩固江山,他先后剪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同时分封同姓王;将六国贵族和地方豪强迁到关中,以利于对其加强管制;实行强本抑末政策,打击商贾,发展农业;轻徭薄赋,恢复经济;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求边境安定。这一切奠定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刘邦即位后十一年去世。

  项羽的宠姬。项羽东征西战,虞姬常在左右,汉高帝五年(前202年),汉军围楚军于垓下,项羽兵少食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起而饮酒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也作歌和之,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一唱一和,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传为千古佳话。

  范增(前277─前204),项羽的谋士,居(今安徽桐城南)人,秦末与项梁一起参加反秦起义。他足智多谋,有远见,建议项梁立楚怀王以招徕民心。项梁死后,范增成为项羽军中的主要谋士,被封为历阳侯,尊称为亚父。他力主除掉刘邦,并在鸿门宴上亲自安排,以保项羽的霸业。后来刘邦利用反间计,使项羽不再信任范增,削去他的权力。范增愤然离去,不久发病而死。

  项羽(前232─前202),楚国贵族之后,名籍,字羽,又作子羽,下相(今江苏省宿迁西南)人。少时学书学剑皆不成,喜读兵法,也不求甚解。他力能扛鼎,勇武过人,且年少就有雄心大志。项羽不学书剑要学「万人敌」,见到秦始皇出巡的威风场面,就说「彼可取而代之」。陈胜、吴广起义后,他起兵响应,协助项梁杀秦会稽太守。他率八千子弟兵北至淮北,沿途不断有人加入,义军很快增至六七万人。楚怀王封他为鲁公,在反秦斗争中,他在钜鹿之战大破秦军,九战九捷,摧毁秦军主力,坑杀秦军二十万降卒,被推为诸侯上将军。进入咸阳后,杀秦王子婴,火烧阿房宫,自立为西楚霸王。楚汉战争爆发后,他与刘邦打了四年仗,于垓下大败,最后自刎于乌江边。

  项梁(?─前208),楚国贵族后代,项羽的叔父,因杀人,与侄子项羽避仇来到吴中。在吴中威信很高,贤士大夫皆出其下,当地的大事全由他出面主办。项梁利用这种条件暗地里用兵法训练宾客及子弟。陈胜起义爆发后,项梁叔侄杀会稽太守殷通响应,任张楚政权上柱国,渡江西进,屡胜秦军。陈胜死后,他听从范增之计,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仍称楚怀王。他曾率军击败秦将章邯,在雍丘阵斩秦将李由,后因轻敌,在定陶被章邯打败,战死。

  名缠,字伯,是项羽的叔父,年轻时曾在下邳杀人,跟从张良一起隐匿。秦末项伯从项梁、张良从刘邦反秦。项羽屯兵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东)时,项伯已官至左尹,得知范增建议项羽击灭刘邦的消息,就在晚上私自前往刘邦的军营,告知张良,劝张良与他一同逃走,张良不允,并转告刘邦。刘邦见项伯,约为婚姻,并声称自己日夜盼望项羽来咸阳,岂敢反叛。项伯回来,把此行情况报告项羽,劝他善待刘邦。第二天刘邦至鸿门谒见项羽,项羽设宴招待。席间范增一再示意项羽杀刘邦,项羽默然不应,于是令项庄借口舞剑助兴以剌杀刘邦。项伯见此情景,也拔剑起舞,以自己的身体蔽障刘邦使他得脱危难。在成皋之战时,又劝阻项羽不杀刘邦之父太公。刘邦灭楚后,赐项伯姓刘,封射阳侯。

  熊心,战国时楚怀王熊槐之孙,楚亡后,隐匿民间为人牧羊。项梁起事,采纳范增的建议,自称武信君并立熊心为楚怀王,以便号召。项梁在定陶败死,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又令刘邦西向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项羽杀宋义,怀王遂以项羽为上将军。后来刘邦先入关中,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答覆照原约办,项羽因此怨恨怀王,于是佯尊怀王为义帝,徙长沙郴县,而暗中令英布等人击杀怀王于长江中。

  章邯(?─前205),秦朝将领,秦末反秦起义爆发后,率骊山徒卒组成的军队义军。他曾杀周章,破陈胜,败项梁,后在钜鹿之战中被项羽打败,遂投降项羽。秦灭后被项羽封为雍王,监视汉王刘邦。后被刘邦打败,兵败身死。

  赵高(?─前207),本为赵国贵族,后入秦为宦官,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管事二十余年」。秦始皇死后,他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另立胡亥为帝,并自任郎中令。他在任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公元前207年又设计害死李斯,成为秦国丞相。第二年他迫二世,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

  蒙恬(?─前210),秦朝名将。他出身将门,祖父蒙骜、父亲蒙武都是战国时秦国的名将。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蒙恬被拜为大将,因对齐战争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建立后,他统帅三十万大军,在北境防御匈奴,又修筑了从临洮到辽东的万里长城。他为秦朝长期戍守北疆,「据阴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深受秦始皇的宠信。史载蒙恬守边,威震匈奴,匈奴因其守边而不敢进攻。另外,相传蒙恬在改良毛笔方面亦有过贡献。秦始皇死后,二世即位,蒙恬被赵高陷害,。

  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末秦国家。初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战国末年入秦,当过吕不韦舍人,后被秦王政任为客卿。公元前237年,以韩国水工郑国事件,宗室贵族建议逐客,他上书谏阻,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他建议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起了较大的作用。秦统一六国后,出任丞相。他反对分封制,主张焚《诗》、《书》,禁私学,以加强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又以「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对中国文字的统一有一定贡献。秦始皇死后,他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后为赵高所忌,被腰斩。工于书法,泰山、琅邪等石刻,传说均为他所手书。著有《谏逐客书》和《仓颉篇》(今佚,有辑本)。

  秦二世胡亥的侄子,扶苏之子。他在二世即位之初曾谏劝勿杀大臣蒙毅,胡亥不听。二世三年(前207年),燕、赵、齐、楚、韩、魏都已自立为王,函谷关以东之地皆已叛秦,而刘邦所统率的军队也在攻打武关。丞相赵高惧获罪被诛,称病不朝。二世派使者前往相府责让赵高,赵高就与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合谋杀二世而立子婴。阎乐入宫逼迫二世后,赵高召集大臣、宗室宣布此事,并称现在秦的土地益小,不可再称帝,应改为王。遂拥立子婴为秦王,令他斋戒后庙见受王玺。子婴在斋宫称病不出,赵高亲自前往催促。子婴乘机刺杀赵高,并夷其三族。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刘邦的军队攻破武关进抵灞上,使人约子婴投降。子婴颈系绳索,白马素车,奉天子符玺在轵道旁投降。过了一个多月,项羽率军入咸阳,杀了子婴。

  胡亥(前230─前207),秦始皇少子,扶苏之弟,秦始皇死后被赵高等人立为皇帝。他在位期间,对赵高言听计从,大肆杀戮大臣,大兴土木,耗资巨万。他暴虐凶狠,为秦始皇下葬时,让无子女的宫女全部殉葬,并将造墓工匠全部封闭在墓中闷死。他即位不久即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事,赵高为推卸罪责,派人至胡亥所居望夷宫,令其。

  扶苏(?─前210),秦始皇长子,是秦朝统治者中具有远见的人物。他认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实行「焚书坑儒」、「重法绳之臣」等政策,因而被秦始皇贬到上郡监蒙恬军。秦始皇死后,赵高等人害怕扶苏即位执政,便伪造诏书,指责扶苏在边疆和蒙恬屯兵期间,「为人不孝」、「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上书直言诽谤」,逼其。

  秦始皇即嬴政(前259─前210),原为战国时秦国国君,秦庄襄王的儿子(相传为吕不韦所生),公元前246年即位,当时年仅十三岁。由于未行之礼,实际专权用事者为吕不韦及太后宠信的宦官缪毒。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开始亲政,当年了缪毒的叛乱,第二年又免去了吕不韦的职务。接着任用李斯为丞相,采纳其灭六国以成一统的建议,派大将王翦等人进行统一战争。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他在十年之间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实现了四海统一。统一全国后,他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即秦始皇。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可决定国家一切事物,直接任免重要的中央及地方官吏。此外,秦始皇又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又南征百越、北伐匈奴,统一了货币、文字、度量衡等。他下令销毁民间兵器,将山东六国贵族迁移到关中,又焚毁儒学诸书,坑杀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实行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第五次出巡途中,在返回咸阳的路上病死于沙丘(在今河北邢台)。

  吕不韦原籍卫国濮阳人,曾经是「家累千金」的大商人。有一年,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去作生意,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当时异人为质于赵,处境也不太好,吕不韦则以为「奇货可居」,先是以金钱和美女予之,博得异人的欢心,接着,游说华阳夫人之姊,以贿赂买通秦孝文王之后华阳夫人,立以为太子。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异人得以回国即位,是谓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国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庄襄王死,秦王嬴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代秦王摄政。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先居河南,后徒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约法三章 刘邦率兵进入咸阳后,秦王子婴迎降。刘邦本欲住在秦帝宫殿里面,后经张良等人劝谏,便封存秦宫中财宝,退出咸阳,驻军灞上。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对他们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秦法规定,诽谤者灭族,偶语者弃市。我来时曾与诸侯相约,先入关中者为王。如今我当为王,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官复原职。」秦人闻之大喜,争以牛羊酒食飨劳军士,唯恐刘邦不为王。

  中国南方古代越人各族的总称。战国时称百越,文献上亦作百粤、粤。秦汉时,泛称中国南方民族为越族,史称「北方胡、南方越」。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汉初已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的部分,即东瓯、闽越、南越、西瓯。秦时得闻南越一带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等物,故派军多次南平百越,并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又徙民定居,开发南方。

  古代北方游牧部落,它的名称始见于战国文献。又称胡。起源不明,或以为周代典籍中所载猃狁、荤粥之后。匈奴人没有文字,它的族属和语言系,至今尚无定论,或说蒙古,或说突厥,或说伊朗。匈奴由许多部落构成,各部落又包括若干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称为「单于」,公元前三世纪末以后,匈奴征服邻近各族,统一今蒙古高原,国家政权机构逐步形成,高级官员都由单于子弟和本部落贵族担任,大多世袭。匈奴人以游牧为主,冶铜、冶铁、制陶业也有一定规模。秦汉时期,匈奴与中原王朝,既有不断的争战,也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1974年春,陕西省临潼市附近农民打井时,在距秦始皇陵墓三里左右的下和村和王检村之间,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陪葬兵马俑。文物考古工作者相继掘出四个坑,并以数字顺序编号。前三个为已建成的,第四号为建而未成的。现已发掘出土的陶制兵马俑已有千余件,据此推算,坑埋有八千余件陶俑,其中战车一百三十余辆,驾车的马五百余匹,各种武士俑七千余件,还有一些制作精良的青铜器。陶俑陶马与真人真马同样高大,栩栩如生,基本上是单独造型,逐个塑造而成。武士俑除少数领队者身披铠甲外,其余的都不戴头盔,短袍束带,扎绑腿,挟弓弩,挎箭囊,面形、神态各具特色,无一相同。陶马则昂首挺立,双目圆睁,两耳竖立,或备鞍或无鞍。兵马俑坑的发现,一度震惊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位于今陕西西安西郊的阿房村,是中国秦时代的宫殿,东西五里,南北千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阿房宫「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可见其规模之大。秦亡后,项羽入咸阳,焚毁阿房宫,现今只尚存东西1200米,西北450米的夯台。台面北部略高,南部略低,最高处约7-8米。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王朝建立后所兴建的大工程。秦统一以前,秦、赵、燕、齐、魏等国各有用于防御的长城。秦统一以后,把燕、赵、魏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以防范北方匈奴的进攻。此项工程历时十多年,驱使三十万黔首筑成。长城西起甘肃临洮,沿黄河到内蒙临河,北达阴山,又转向至陕西雁门关、代县、河北蔚县,经张家口东达燕山、玉田、辽宁锦州,最后到达辽东,绵延万里。长城建筑多就地取材,如黄土高原一带是挖土筑板而成,赤峰附近的长城则用石块砌成。在金塔县和额济纳旗,还有200多处长城烽火台遗址,台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7米,高25米,蔚为壮观。其后历代均有修筑和扩展,成为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而万里长城更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工程。

  秦朝的地方行政制度。秦朝将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两级:郡和县。郡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机构,长官为郡守,掌全郡政务;郡尉辅佐郡守;监御史掌监察工作。郡下设县,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设道。县有大县小县之分,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令、县长下设县尉、县丞。县尉掌管全县的军事和治安,县丞为县令和县长的助手,掌全县司法。秦朝建立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以后增至四十多个。

  秦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队。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三公之下有九卿,他们的名称和职掌是: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宗正,掌管皇帝宗族事务。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不得世袭。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求和亲。大行王恢深恶匈奴反覆无常,既然和亲但又不断骚扰边境,便主张用兵。大司农韩安国反对,故仍允和亲。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县)是汉与匈奴的互市中心,当地豪姓聂壹自愿诱杀匈奴。武帝召群臣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武帝终于采纳建议,决定诱伐匈奴。元光二年(前133年),聂壹暗中与单于联络,假作出卖马邑,诱使单于出兵;而武帝则遣韩安国、王恢、李广等,将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山谷中。单于率十万骑入塞,未至马邑百余里,发觉这一阴谋,遂引兵北还。史称「马邑之谋」,从此匈奴与汉邦交破裂,兵端乃启。

  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算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征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税,以及车、船税。但由于有许多人隐匿财产,偷税漏税,故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十一月下令百姓告发偷漏缗钱者,称之为「告缗」,此事由杨可主管。规定凡告发属实,将会被没收偷漏缗钱者的财产的一半赏给告缗者。据《汉书•食货志》载,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政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武帝将没收来的田地、奴婢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部门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所得的各县土地。没收来的奴婢则主要负责饲养禽畜或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制度沿续近十年,直到官营盐铁酒、均输获利,国家财政有明显好转,才停止执行。

  汉武帝推行的另一种官营商业政策。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以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丞,开始在全国推行这项政策。在各郡国设均输官,令郡国将应缴纳的贡品,连同运输费用折价交给当地的均输官,由均输官在价低的地方采购,将其中一部分运往京师作为官需或交平准出售,其余的转运到价贵的地方出卖。有时还在价贵地方将出卖贡品所得款项,用以采购当地价廉的土特产,易地辗转贩运贸易。运输所用的人工,名义上由国家支付工资(当时称为「僦费」),实际上是征发民夫,作为农民的一种徭役。

  汉武帝推行的一种官营商业政策,元封元年(前110年)由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提出。办法是在长安设置名为「平准」的机构,以大司农属下的平准令掌管。凡大司农诸官的所有物资,包括均输贡物所剩余的物品,以及工官制作器物中作为商品的部分,基本上都集中到这一机构。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就以低价出售;价格下跌时,则予收购,以保持物价相对稳定。就理论上说,这种官营商业能起到平抑物价,限制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的作用,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然而在实行中,起来囤积居奇,贱收贵卖,进行投机,富商大贾并未受到真正的抑制,又乘机中饱,结果还是苦了百姓。

  汉初崇尚黄老无为,令社会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以恢复发展。至汉武帝时,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及统一全国思想,遂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董仲舒建议,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更化善治,德刑并用,一统纪而明法度,使民知所从。此外,汉武帝又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皆被罢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几乎全由士人充任。汉武帝又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同时又设太学、办学校、察举孝廉,使儒家理论渗透到各阶层领域,成为国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论根据。

  西汉初期,刘姓诸侯王的势力渐渐强大,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担忧,建议对这种势力加以控制。文帝的时候,贾谊就提出把大的诸侯国变成几个小的,以削弱其面积及实力。景帝的时候,御史大夫晁错又提出削藩的建议,即削夺诸侯的封地。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这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当景帝下令削夺吴王一些封地时,吴王刘即与楚、赵、胶西、胶东、川、济南等六国联合起来公开反叛。他们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而西。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万大军平叛。三个月以后,叛军失败,刘被杀,七国之乱结束。

  为了打击北方的匈奴侵扰,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北讨,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白登山被匈奴围困达七日之久。陈平献计用重金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脱。白登之围后,刘邦便采用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宣时期。

  这一时期,统治集团主要采取了轻徭薄赋、重视吏治、平理刑狱等政策和措施。使一度动荡的西汉王朝又稳定下来。史称“昭宣中兴”。

  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十余人编纂而成。据《汉书•艺文志》,有《内篇》二十一、《外篇》三十三,今仅存《内篇》。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多采用阴阳五行之说,并兼儒、墨、名、法诸家,故学者认为是杂家之作。

  或称区种,是一种农田耕种方法,最早记载见于成帝时的《泛胜之书》。具体作法是在田中间开沟或挖穴,称为区,在区中点播。在点播前,先要溲种(以肥料或可以防虫的物质处理种籽),在区内施用重肥。下种后,要注重中耕除草,保和灌溉。这种耕种方法的优点是在小面积的土地上经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得以提高;而且也可施用于坡地,有利于扩大土地的利用范围。区田法技术要求高,费工费力,所以未能推广。

  一种农田耕作的方法,由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出来,推行于北方干旱地区。其办法是将一亩土地定制六尺,分成三圳三垄,圳垄相间,圳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一尺。第一年在种植时将种籽播在圳底,到中耕时把垄上的土和草逐次锄入圳中以培壅苗根,至暑天时,圳垄已经相平。第二年种植时变更过来,上年的圳改为垄,垄改为圳。如此轮换耕种,所以称代田法。这种耕作方法的优点是,种籽在圳底,可以保,幼苗在圳中也能得到较多的水份,中耕时将垄上的土和草锄入圳中能使作物根深叶茂,利于生长,增加产量。代田法始行于三辅,后来推广到河东、弘农,乃至边郡。

  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始行榷酒,即将酿酒业由官方垄断经营。郡国设榷酤官县具体事务,酒利上缴中央。酒利是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后,诏「罢榷酤官」,即允许。但须经申报,才能自酿自卖,政府则收取酒税;未经申报而私卖的仍旧禁止。

  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西汉时,都护是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都护一职始设于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新莽末年至东汉初年废置。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西域,遂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西域乱,不复置都护。

  博士是古代学官名。汉初承秦制,百家都有博士。文帝时置《书》、《诗》的一经博士,景帝置《春秋》博士。武帝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又设《易》和《礼》的博士,合文景所设之三经博士,为五经博士。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的法令。算缗即向富商大贾门徵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三老和北边战士而有轺车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则徵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徵税一算。以上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而其所没收的资产,会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中家以上的商贾纷纷破产,大大打击了大商贾的势力。

  中央派至地方的监察官。刺史受御史中丞统辖。设立刺史的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督察和控制。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除三辅、三河、弘农外,将全国划分成十三州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分管几个郡国,称部刺史或州刺史。刺史的主要职务是督察诸侯王、郡守和地方豪族。刺史每年秋冬需到所管的郡国巡察,当时人称为「行部」,他们通过行部以了解下情,年底回京奏事。刺史之秩仅六百石,而所监察的守、相为二千石,成帝时为使其权位及其品秩相符,遂将刺史之秩提高到二千石。东汉时,刺史不必再亲自回京报告;有了属吏,属吏有从事史、假佐;也有了固定治所。实际上,州成为一行政区域;刺史也成为比郡守高一级的行政官员,权责比西汉时有很大的增加。东汉末年,也有些刺史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首领。

  汉初丞相的权力很大,汉武帝初即位时,丞相田竟达到无视皇帝权威的地步。汉武帝为加强皇权,渐渐信用身边的近臣宠臣,他们位虽低但权重,称为「中朝」或「内朝」,而以丞相为首的机构则称为「外朝」。

  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一项重要法令。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而颁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封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名义上是施德惠,实际是剖分诸侯王的封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

  汉时诸侯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指重酿之酒)所献的黄金。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长安祭高祖庙献酎饮酒时,诸侯王和列侯要按封国人口数目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武帝时,曾藉酎金不足为名,削弱、打击诸侯王和列侯的势力。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黄老之术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吕后临朝称制的时候,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封诸吕为王。吕后一死,诸吕就打算作乱,当时吕产、吕禄分别将兵领南军北军,太尉周勃被排斥在军外。吕禄有一个好朋友叫郦寄,周勃便与陈平合谋,找到郦寄,让他劝说吕禄交出兵权。郦寄便到吕禄那里,对他说:「当初先帝让太尉周勃统领北军,现在,周勃要让您赶快交出将印,否则将会大祸临头。」吕禄认为郦寄是自己的好朋友,不会欺骗自己,便把军权交出来了。周勃手持军印走入军中,对众士兵说:「跟着吕氏走的,把右胳膊露出来;为刘家做事的,把左胳膊露出来。」众人皆袒露左臂以示效忠刘氏。周勃便带领众人灭掉诸吕。

  布衣是指布制的衣服,意谓平民百姓。而将相则指在政府中担任武将文臣的朝廷政府官员。西汉初朝廷向被称为「平民政府」,其臣下亦多出身自平民阶层,由是又称为「布衣将相」。如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狱掾,申屠嘉为材官,陈平、陆贾等为白徒,周勃为吹鼓手,樊哙屠狗,娄敬挽车,灌婴贩缯,韩信为游民等。

  所谓郡是指郡县,国是指封国,而郡国制则为西汉初实行的一种制度。郡和封国同是汉初地方高级的行政区划,郡直属于中央,封国则由分封诸王统治。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由是二者并行,使全国形成封国与郡国并存的郡国制度。但由于时间一久,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难于驾驭。故在文帝时,贾谊曾建议削弱诸侯;至景帝,晁错更进一步提议削减诸王封地,由是诸王为求保障自身利益,便打着「诛晁错,清君侧」之口号,起兵反对汉室,史称「七国之乱」。及后景帝派周亚夫平定叛乱,诸王被杀。自此,景帝将王政大权、官吏任免权全归中央,分封王国名存实亡。

  刘秀(前6─公元27),南阳蔡阳人(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刘邦九世孙,新莽末年与兄刘演加入绿林军,以恢复汉室为号召。刘秀在更始政权中,利用在河北作战的机会,经营自己的基地。更始三年(25年)六月,他在高(今河北柏乡北)称帝,是为光武帝,年号建武。九月,更始军洛阳守将投降刘秀。十月,刘秀定都洛阳。刘秀仍称汉朝,由于其都城洛阳在长安东,史称东汉。建武三年(27年),刘秀灭赤眉军,又经过十多年的战争,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至建武十六年(40年)完成统一。

  刘玄(?─25年),字圣公,刘秀的族兄。新莽时,因客犯法,亡命平林(今湖北安陆北)。王莽地皇三年(22年)投入平林陈牧军。次年被立为帝,建元更始,是为更始帝。先建都洛阳,后长安市民起事响应,杀死王莽。莽死后,更始帝定都长安。入长安后,他大封宗室,又沉湎酒色,委政赵萌,以至众叛亲离。又诛杀功臣,引起内部。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帝先出逃,后请降,不久被杀。

  王匡(?─23年),王莽的侄子,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父王舜为新莽时太师,舜死,匡继为太师。为人凶狠残酷,在攻打赤眉军时,所过之处奸淫掳掠,百姓对他恨入骨髓。后被赤眉军打败,军溃逃走。在防守洛阳时,城被绿林军攻破,王匡也被俘处死。

  一种君权神授、天命循环的纤纬学说,为战国时齐国术士邹衍所创。他以土、木、金、火、水循环相克来解释王朝更迭的原因,称为五德;又认为帝王授命于天,有一定期限,到期则以五德相胜的程序转移政权,故名终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以代周。汉初经过争论,定汉得土德。此后王莽、刘秀都利用这种纤纬学说称帝。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削平群雄,统一中国,为稳定、巩固王朝统治,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厚予爵禄而禁止其干政;对诸侯王和外戚也予多方限制;行政体制,则仍置三公,事归台阁;减省地方官吏。其次,安定民生,恢复经济,主要措施有重行西汉初年三十税一旧制;遣散军队还乡务农;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兴修水利等等。其三,比较适当地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他本人也勤政节俭,遗诏薄葬。因此,在他统治期间,经济有明显的恢复,也相对稳定,史称「光武中兴」。

  早在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初就已有用废旧麻绳头和破布为原料制成的麻类植物纤维纸。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西汉墓中出土绘有地图的麻纸,年代为文帝、景帝(公元前179一前141年)之时。1957年西安市灞桥也出土不晚于武帝(公元前141一前87年)时的麻纸。东汉定都洛阳后,西汉麻纸得以继续发展。蔡伦在掌管宫内文书档案时也深感“帛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他决定造出比西汉更好的纸。为此,他总结前代及同代造麻纸的技术经验,组织生产优质麻纸。在他的推动和组织下,至迟到公元二世纪初的东汉时期,我国已经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造纸革新技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